16—18世纪是英国工业化前夜，也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重商时代”。在该时代的初期，英国还是个二流小国，商业不如荷兰，多数工业落后于法国。然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英国在地球上首先拉响了工业化的汽笛，成为“世界工厂”。英国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16—18世纪英国呢绒工业的发展，在调整产业结构、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加速资本积累、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6—18世纪的社会经济大变动中，英国面临三大压力。一是国际商战及货币资本短缺的压力。因为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社会出现了商业化变动，货币的需求量日趋上升。各国政府普遍认为利用各种条件争取贸易顺差，保证货币多进少出是增加财富与实力、争夺国际霸权的主要手段。因此，国际商战日趋激烈。二是物资供给短缺的压力。十六七世纪英国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社会需求增长而社会供给却相对滞后，引起商品短缺，物价上涨。据统计，16世纪英国的商品价格平均上升了155％。三是人口过剩的压力。在地理“大发现”、价格革命、商业革命的影响下，全国掀起圈地狂潮。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取消对圈地的限制，法律本身成为掠夺的工具，圈地运动规模空前扩大。圈地运动造就资本主义大农场、大牧场的同时，又使大批人失去土地、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从16世纪起，英国到处充斥着流民。仅从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来说，人口约有20万，而常年流浪的人口就有5万以上。在苏格兰，乞丐人数估计不下20万。他们四处流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威胁着英王朝统治的安全。
一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开辟一个国内具有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并能冲进国际市场的工业部门，将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的、人均产值很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值大幅度提高的工业部门，完成国民收入由递减向递增的转变。英国政府认识到实力甚于富足的重要性。当其他欧洲人认为工业只是为商业服务的手段时，英国的国王却提出“英国需要的，不是交换的价值，而是提高生产的能力”。而英国丰富的羊毛资源给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英国是一个岛国，雨水充沛，气候温和，水草茂密，其牧场和草地能保持长年湿度。广阔的荒地长满石南属植物，很适宜畜牧业经济，尤其适宜绵羊放牧，其绵羊毛质量之高是欧洲少有的。因此，13、14世纪的出口贸易和羊毛是同义语，羊毛是国家的主要财源。1348年，羊毛关税收入达6万英镑⑴，1421年，羊毛税收占全部税收的 74％⑵。英国政府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利用优质羊毛、圈地所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和原有的呢绒加工基础等条件，借助政权力量，进一步推动呢绒加工业的发展。
第一，通过法令把圈地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导入羊毛加工工业。1576年法律规定：治安法官有权使用公款购买成批原料、羊毛、大麻等为穷人安排工作。法律还规定每个郡要办两个到三个工场，即感化院，收容有劳动能力的乞丐和流浪者。在羊毛产区还有另一救济方法，就是由呢绒商以低廉的工资雇用贫穷的劳工。不少贫民习艺所都办起了手工工场，也有不少手工工场办起了贫民习艺所。这些方法不仅吸收、安置了圈地产生的部分流浪者，缓解了流民问题，也促进了手工工场发展。正是这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社会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⑶。因此，呢绒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为从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完成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实现英国经济起飞打下基础。
第二，努力吸收外国技术人才，改进呢绒生产工艺，赶超欧洲先进水平。
在机器时代前，改进一个国家工业的基本因素不是资本，是有技术的劳动者。1271年，亨利三世宣布：“所有男女织工，不管是佛兰德尔人还是他国人，均可前来我国安全织布。”并对移居者赐于5年的免税待遇。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则利用尼德兰反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时机，大量接纳尼德兰工匠。她颁布法令，欢迎佛兰德尔工匠来英国定居，但每个工匠必须带两个英国籍学徒。据估计，当时大约有三万名佛兰德尔工匠逃往英国。他们把精湛的选毛、染色技艺带到英国，改进了当地的生产工艺。16世纪初期一度衰退的诺威奇接受移民4000人，并迅速复苏，成为“新织品”的生产中心。1558年，2860名尼德兰人迁入英国，1563年前后1．8万名佛来名人迁入伦敦与桑威奇，1566年又增至3万人⑷。
法国胡格诺战火制造了大批难民，英国为之敞开大门。1681年前后，为安置法国难民拨款1．4万英镑，1685—1687年为6．37万英镑，1694年是1.18万英镑⑸。政府为了使他们能安居乐业，还为他们在伦敦郊区修建12所教堂。1670—1690年间大约有8万胡格诺教徒逃往英国，约占伦敦周围居民的1／3⑹。一位议员曾这样问：“世界上曾有那个国家能像英格兰那样养育着如此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邦人？⑺”正是这些外邦人带来了新技术，给英国呢绒工业及其他工业充实新鲜血液，使之快速发展。当时，英国引进双股粗纱、细哔叽、斜纹呢等新呢布。它们价廉、轻柔、不十分坚固，因而很能迎合服装款式的翻新。那些外来工匠首先使这些产品付之生产，使英国的呢绒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与欧洲大陆先进国家相媲美的水平。
第三，遵循重商主义原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首先，政府通过调节进出口商品种类，以保护呢绒为主的本国工业发展。1576年，英国政府颁布法令限制羊毛、大麻等本国原料或初级产品出口，禁止粗纹布、呢绒织品、亚麻布进口。18世纪输出羊毛被列入重罪之列。政府禁止输出羊毛、活羊，甚至不准在海滨五里地内剪羊毛。其次，排斥呢绒生产的国外竞争者，禁止英国属国生产毛织品。17世纪以来，爱尔兰工业发展较快，为防止来自爱尔兰的威胁，英政府设立出口税制度，使爱尔兰不能接近殖民地和外国市场。在该岛四周设立封锁，用2艘军舰和8只武装帆船组成小舰队进行巡逻。再次，支持贸易公司活动，发展英国海外贸易，支持海外探险、殖民活动和殖民战争，开辟海外贸易新市场。伊丽莎白女王对开辟西北航线的探险事业大力支持，并积极鼓励英商进入西班牙、葡萄牙所垄断的航路和殖民地从事贸易活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6世纪英国开辟了与北美、俄罗斯、亚非、利凡特、东印度公司等地区的外贸新市场，17世纪时，在西半球建立了17个新的、分散的殖民区⑻，为英国工业赢得更大的发展余地。
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16、17 世纪，英国的呢绒工业发展迅速，出口量扶摇直上。15世纪中叶呢绒出口量为5．4万匹，16世纪中叶达12．2万匹，至17世纪初年，呢绒出口量一直稳定在11万匹左右。自都铎王朝至1660年，羊毛及羊毛制品出口量占全部出口贸易的3／4，有时占9／10。1700年，毛织品的出口价值达280万英镑，占出口总值的4／5⑼。直到棉织业生产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异军突起之前，呢绒工业一直是英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并使英国在1660－1700年“首先成为一个依赖自己的世界贸易库”⑽。英国人靠这一贸易库占领殖民地市场，在国际商战中获胜，实现了财富的积聚，夺取世界霸权，主宰世界经济。
二
呢绒加工业的发展，对英国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本国工业化的启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呢绒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农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呢绒工业是劳动密集型手工业。1580年，工人生产一匹宽幅呢绒需要花费15个工人一个星期的劳动，质地较为复杂的呢绒所需要的劳动还要多。呢绒工业的发展，大量吸收了圈地所游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当时呢绒加工业的技术水平不高，纺织工具规模小、投资少，也适宜于单家独户生产，因此，它能够以分散手工工场的形式向农村渗透，使农业、牧业、手工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井与全国及世界市场建立联系。如，约克郡的呢绒主要从利兹、哈里法克斯两个市场流向全英，并输出到荷兰各港口、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地中海东部诸商港和美洲殖民地。
因当时从事呢绒生产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普遍要高于纯农业劳动者，结果，圈地运动产生的农业部门的外推力与工业部门的吸收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加快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16世纪，英国从事毛纺织业的人数几乎占全国居民的50%，17世纪至少有1／5的人靠毛纺织业过活，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制造呢绒⑾。据当时记载，几乎没有一个城镇或乡村不以毛纺织业为主要副业。哈里法克斯是英国最大的教区之一，笛福在他的《漫游记》中描述了当时毛纺织业的生产状况：“在太阳出来，光芒开始发亮时，我们便可看到几乎每一屋前都有一个布架，每一个架上都有一块普通呢绒，或者一块粗哔叽，或者一块夏龙布。⑿”17世纪时，全国已有l／2的人口农闲时从事加工业，其中有不少人已逐渐将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工商业，由此产生了一批以种地为副业，以工业劳动为主的小农阶级。整个英国，务农人数急剧下降，15 世纪末占90％，16世纪中叶下降到80％，17世纪初又降到60％，1750年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45％⒀。
第二，呢绒加工业的发展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推动大地产制度的建立，使农业更好地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呢绒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对羊毛、劳动力的需要，从而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及圈地运动的扩大，并使大地产制度逐渐取代小农土地所有制。在牛津郡的24个教区中，持有土地100英亩以下的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或终身佃农从17世纪初的482个减少到1785年的212个，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减少了2／3以上。另据陶内统计：16世纪英国农场面积已占全部耕地的 58％⒁。与此同时，分散在一般农户手里的土地，面目也大大改变了。敞田制逐渐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打破条田界限而合并在一起的一整块一整块的个体农户耕地。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形成，不论是农场还是农场以外的土地，不论在形式上还是本质上都打破了旧的生产结构，成为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到16世纪，英国农业已经实现商品化，田里种植什么，受市场价格的控制。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新的土地所有者在利益驱动下，投身于改造农业的洪流，如汤森勋爵投身于土壤改良，贝克韦尔用杂交、人工淘汰方法来改良畜种，提高牧畜产量、质量等，这使农业革命较早在英国发生。1750—1850年小麦增长225％，大麦增长68％。英国的农业生产迅速跃上欧洲领先地位。1500年，英、法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基本相同，但在1600—1800年，英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增长率达73％，而同期的法国只有17％。1650— 1750年，英国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3，以后的增长速度加快。在18世纪英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达到47％，19 世纪英国成为欧洲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⒂。1700年，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l．7人，1800年能养活2．5人⒃，这为工业化创造了物质条件。
同时，呢绒生产的扩大带动了与此有关的经济作物的不断发展，如大青、茜草等。这不仅提高了农业的收益，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农业自身消化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第三，呢绒加工业的发展使英国社会阶级结构比较开放，各阶级之间流动性增强。
呢绒加工业的中心地带要受羊毛、交通、水力资源限制，尤其是水力漂机发明应用之后，水力资源成为毛纺织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工业逐渐向北方、西北方河流区域集中。1470年前后，毛纺织业主要集中在英格兰西部、东盎格利亚和约克郡。到18世纪初，毛纺织业遍布英国各地。这些新工业区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八方人们。伦敦的繁荣使东部、东南部的人们蜂拥而至。16世纪20年代伦敦人口约7万左右，至1600年超过20万。
人口的流动不仅自然调节各地劳动力分配，减少人口过剩，顺利地把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还削弱行会束缚，为工业发展赢得更大余地。约翰·克拉彭爵士认为：“从第一部自动水车诞生之日起，行会组织的古老城市，不仅人口减少，而且经济上重要地位也丧失。”⒄
更重要的是人口流动、圈地等诸多因素给每个英国人较多的机会。即使是一般自耕农、小手工业者也可能由努力加机遇，上升到高一等级。如17世纪末，居住在肯特郡市郊地区的乡绅只有1／3是本地人。在北安特卫普郡，依照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威廉·卡姆登的描述，“贵族和乡绅的宅邸处处可见，这里的世界大族仅有极为纤细的源自中世纪的贵族血统”⒅。相反，旧式贵族单靠老式地租生活，不谋求新出路，就有可能落泊到穷困境地。1561—1640年，国王土地减少 3／4，大贵族土地减少1／2以上，而一些中小贵族却开始转向工商业或采用农业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去另寻出路，成为跟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相一致的新贵族。 1600年，他们的收入等于大贵族、主教及富有自耕农收入的3倍⒆。这样，英国社会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包括商人、职员、军官、教师、技工、农村中自耕农等。这一阶级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上可融于贵族等级，下可跌入手工业者、茅舍农阶层，导致社会等级界线模糊，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中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融合加速，强有力地冲击着社会等级堤坝。如罗素家族（贝德福公爵）与伦敦富商联姻，扩大财产之事是司空见惯的。对于社会各阶层来说，知识、才能、财富、机遇比等级更重要，人们明白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走出困境或维护荣耀。
结果，英国社会形成轻等级、重知识、求实际的社会风尚。从人们选择社会职业状况来看，按喜欢程度为序是：学识型职业、农业、商业、手工业。17世纪人们已经开始舍弃神学，务实追求直接有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迅速渗透到英国社会各阶层。吉尔博写道：“英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商业的进取精神比较强，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述，英国人比较粗犷、冷酷、专注于追求财富，这些精神是贪图安逸的旧制度的法国所缺少的。”⒇
显然，工业化之前，英国人已摆脱禁欲主义、虚无主义的神学束缚，形成求功利、求自身能力发展的生活目标。因此，16至18世纪，英国出现了培根、牛顿、胡克等近代科学的先驱。他们重视观察和实验，把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来改善人类生活作为科学的目标。无论是皇家学会、皇家工艺协会，还是伯明翰新月会等学术团体，都在促进学术交流和技术进步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也使最新的科学知识较早地渗透到中等阶级和生产领域。这不仅使英国在技术革新、机器发明和运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孕育了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凭借着自己的首创精神、抱负和运气，从不同的社会阶层聚集在一起，“发财的坚强意志”主宰他们。当工业化浪潮给这些精英提供新的机会并提出新的挑战时，他们能够各显神通，共同托起一个崭新的英国。
上述可见，工业化前一两个世纪中，英国政府能够根据国情，大力引进外国技术、人才，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排斥竞争者，引导劳动力流向等措施发展呢绒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以适应国际商战需要，为工业化开辟了市场，积累了资本，使圈地运动所游离出来的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效益的工业部门，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打下基础，也使三大产业结构良性循环。同时，人口流动、经济变革，削弱了社会等级制度、行业隔阂，使整个社会较早形成重实业、重知识。重才干的风尚，并造就一批具有创造力和进取心的精英人物。这些人成为国家经济变革、社会政治变革的中坚力量。
如果按美国经济学家罗托斯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工业化社会（起飞阶段）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提高生产性的投资率，使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二是要建立和发展一种或多种重要的制造业部门，近代经济成长实质就是部门成长过程；三是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推动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以保证“起飞”的实现。
不容置疑，l6至18世纪，英国社会已孕育出罗托斯所述的工业化社会的雏形。
注释：
⑴勃里奇斯和杰顿：《英格兰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64年，第 71页。
⑵E．利普逊：《英格兰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29年，第127页。
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70页。
⑷⑼⒃顾銮斋：《资源、机遇、政策与英国工业化的启动》。《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
⑸⑹⑺转引《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2年版、第121页。
⑻⑽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3页。
⑾刘淑兰：《英国产业革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⑿保尔·芒图著，杨人鞭译：《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9页。
⒀⒁转引毕道村：《英国农业近代化的主要动因》。《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⒂《英国农业革命与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
⒄⒅ 阿萨·勃里格斯著，陈叔平译：《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28页。
⒆ 施脱克马尔：《l6世纪英国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4页。
⒇王章辉：《英国和法国工业革命比较》。《史学理论》1994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