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我称它为雄辩的文学，就是它有很多话要说，它要倾诉，而且它要辩驳，它有一个假想的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封建的、落后的、完全没有现代化契机的旧中国与当时认定的无甚可取的旧文化。
鲁迅雄辩的激情甚至于使他在从事了一段小说与散文诗的创作以后，主要以写杂文为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从头至尾都在滔滔不绝地与封建中国、与封建礼教进行辩论，进行控诉。这样一个雄辩的文学和它处在革命的前夜和革命当中这样一个语境有很大的关系。
谈到雄辩的文学，也许我们会想到来源于19世纪中期的现实主义思潮，它强调整体性、本质性和批判性。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出现的雄辩文学又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比如说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俄罗斯的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能把他的坐像雕塑和展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一种愤怒，那样一种说不完的批判的话语、控诉的话语、责备的话语、忏悔的话语都充满了他们的作品。
在中国谈到雄辩的文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联想到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这种雄辩的文学也是挑战的文学、悲情的文学、浪漫的与强大的文学，有着政治上的叛逆性、思潮上的启蒙性，道德上的谴责性、人格的理想性与文学使命上的崇高性。在革命的前夜（顺便说一下，前夜一词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以及革命当中，比如说冰心的《到青龙桥去》与《英士去国》，比如说老舍的《骆驼祥子》也都含有这样一种摧毁旧中国、旧社会的一种雄辩性。
作家是很容易、很愿意倾向于革命和变革的，但是革命以后、变革以后会怎么样，除了鲁迅以外，几乎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在苏联也没有人谈这个问题。鲁迅是最清醒的，他说过革命真起来了，就不一定有革命文学了。因为反动的军阀是靠大炮轰走的，靠文学是轰不走的。他还警告过，革命的作家不要以为革命胜利以后人民群众会拿着面包和黄油来恭恭敬敬地招待你。鲁迅先生早就感到这个问题，革命的文学和革命的实际不见得完全一致。另外，前革命，就是革命以前的文学的怒吼进入到革命成功、革命已经掌握了权力以后的那个语言环境里后，也不见得完全适应。
所以这种雄辩的、辉煌与痛苦的文学在革命以后，它的雄辩性变得可疑了。当然还有大量的继承着这样一种革命的理念和气势的作品出现，但是这个毕竟已经是在批判、已经是在辩驳被打败了的阶级、被打败了的旧的社会。革命以后的雄辩的文学，有时候想起来让人觉得有一点有趣的，就是革命以后有一段时间经常有全社会的雄辩来责备文学、来批评文学、来要求作家进行反省。有时候雄辩的文学可能变成被雄辩的文学。
早在延安时期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比如说还能不能用鲁迅的笔法来写作，是不是还是杂文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尤其是在若干的政治运动以后，也有过关于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讨论。这样的问题令人不无困惑。
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的雄辩性主要存在于80年代初期，但是这些雄辩的文字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雄辩性带来了动员性、精英性、浪漫性与煽情性。雄辩的作家不但是叙述者，抒情者而且是旗手、是火炬手、是精神领袖。雄辩性的式微，就是雄辩性越来越减少了，引起了失望乃至于痛心疾首的情绪。有人对现代的文学感到失望，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没有鲁迅，中国只有一个鲁迅。我个人不能完全接受这种观点，因为我认为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也只有一个曹雪芹，也只有一个杜甫，英国也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不可能有两个莎士比亚。另外鲁迅有鲁迅的语境。在鲁迅时代，一切雄辩客观上通向革命。而革命后的语境，要不同了，要微妙得多也复杂得多。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当然不是两相矛盾的，在中国的文学当中，雄辩性的同时还存在着文学的亲和性，就是说它是良师益友式的文学，而不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不是一个抗议者更不是审判者的文学，而更多的是精神伴侣式的文学，是营养性的、建设性的与补充性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我觉得它包含着下面的一些命题。
第一是对于此岸，就是对于人间的肯定和爱恋。比如说《卿云歌》：
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还有《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它们充满着对于人间的爱恋与肯定。
第二是对于世界万物的平衡、和谐与运转的赞颂。古往今来的许多作家歌颂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歌颂一年四季节令的运转，“爆竹声中一岁除”。歌颂万象的《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莲叶荷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它充满了形象与动感。
第三是这种亲和表达的是中国文化关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天人合一的理念当中，它又协调或者说保持了中国的士人、读书人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入世与出世的互补与互相转化的可能，包括中国的山水画、山水诗在这方面的作用。
第四，全世界都一样，就是文学当中对于爱情、亲情、对于母爱种种情感的讴歌。中国的文学作品里，包括当代的文学作品里都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
第五，在亲和文学当中，表达一种豁达、豪迈、潇洒和超脱。我们可以回忆王维、李白、苏东坡、辛弃疾等等。这里边文人一生会有很多的遗憾，会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他发挥了文学在这方面的自慰的作用。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添加剂，是一个煽风点火的能量，它本身也能有一种精神上的自慰、自我的调剂。
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讲，我们谈到亲和的文学，仅有中国的文学不是很够的，所以我说第六是对于世界的礼赞、爱心。最突出的代表是印度的泰戈尔。他以一种虔诚的宗教式的态度歌颂人、母亲、少女、天空、月和星，以及飞鸟与树叶。
第六，是对人间的各种事业的开拓和力量的表达，像美国的诗人惠特曼，在中国的文学当中见到比较少。
第七，亲和的文学中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唯美倾向。人生是令人不满意的，人是受到许许多多的限制的，但是好的经验和悲伤的经验、无奈的经验以及生老病死的经验，以及无限遗憾与依恋的经验，失落与痛苦的经验，都可以经过美的转化而变成人的一种灵魂的滋养。日本川端康成就有类似的说法：“悲即美”。
第八，也许我们可以讨论幽默。幽默的特点在于它既是雄辩的又是亲和的，既包含着“狡黠”也表现着顽强执著。一笑可以解千愁，一笑也可以讲出皇帝的新衣的实质。一笑可以狂狷，也可以随和从众。
当然我所说的雄辩的文学和亲和的文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不是说现在只允许亲和，不允许雄辩。现在有现在的雄辩，但是现在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比革命前与革命初期或者是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的文学有更多的亲和性，有更广泛的精神的内容与作用，它更宽泛也更多样，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在斗志昂扬的热烈事件演习中成长起来的文学人，强烈地要求、唯一地要求雄辩，痛心地要求雄辩，并绝对难以容忍亲和，也成为文学生活中的一道景观。实际上并未多么雄辩，但仍然有表演雄辩的激情，这也是屡屡有见的。
同时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雄辩者好像是大师，好像是烈士英雄，亲和的好像最多是“小师”，是普通人平常心，他们咋唬不起来。中国人除了文学以外，哪方面你要说有大师人家都承认，就是文学不行，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当今的雄辩的鲁迅，找不到一个悲壮的扛着十字架的文学弥赛亚。所以相对亲和的文学的潮流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家、大家，这是我至今也没有想出答案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