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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只是一个粗略的称呼，我要讨论的对象是朱苏进、麦家、晓航的创作，在他们的小说形态及创作形态中，可以提取出些许共同的因素——而这，正是决定智性写作卓然不群的机要所在。
首先，智性写作聚焦的往往是特殊人群，他们从事的职业、社会身份对普通读者来说往往显得陌生，借麦家一部小说的篇名来讲，这是一群“蒙面人”。而共同点在于，无论是桀骜不驯的军人、神秘的密码破译人员、或者性情古怪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都有着远远超乎常人的禀赋，也就是说，小说描绘的是一群天才。由天才出任主人公，智性写作要探讨的，其实是人类的天赋、思维、精神能力及智慧形态。这里面有着纷繁复杂的难解之谜：比如说，怪异的才华与痴迷的偏执（麦家小说中“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的破译者）构成何种关系？比如，智慧与人性的恶之花是否骈体联生般的纠缠着（朱苏进笔下的孟中天们）？再看下面这段描绘：“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地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智力范围越是局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就越容易接近无限，或者说，他们的深度正是由于牺牲了广度而获得的。 ”这是麦家在《解密》中对一种人类智慧的尖端形态的描绘。
用文学来测量、演绎人类智慧的形态实为难事，所以智性写作往往借助科学知识来搭建舞台或充当道具（朱苏进《接近于无线透明》中的李觉用四色定理、三角函数等自然科学知识来对“我”进行启蒙；麦家在小说中编织进了最基本的解码原理，而《解密》的开篇也安排了不少数学演算来铺垫主人公的天赋；晓航《师兄的透镜》以探索宇宙形成初期的第一缕星光作为情节线索），而这些作家与一般作家迥然有别的人生经历与经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足够的积累与支撑：麦家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晓航有过从事科研的经历，朱苏进喜欢在小说与散文中滔滔不绝地谈论天文地理，显然对此熟稔于心。在惯常的理解中，文学与科学素来绝缘，前者是感性、想象的，后者是理性、实证的。我们倒不妨借鉴20世纪初鲁迅的《科学史教篇》，该文旨在纠正、打破当时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肤浅了解与盲目崇拜，也就是说，与其羡慕西方表面上的科学繁荣，不如探究科学发达的“本根”、“本柢”，这就是科学探索中科学者的精神，亦即科学者的“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心” 的“神思”之功，在鲁迅看来，“神思”就是人类超越物质需要的精神渴求以及由此展开的精神活动，也就是一切高级形态的精神文化创造的始基①。以此来观照，智性写作中布置的自然科学背景，正是为了抵达人类的“意力”、“理想”与“神思”。以《绝望中诞生》作例，小说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直接罗列图表来讨论孟中天关于地球形态成型的奥秘，涉及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结构。孟中天在孤身独处的八年间，在被监禁的空间内，以飞扬的神思完成了“孟氏猜想”，“对整个地球的理解，也是我在对自身命运绝望时获得的 ”，经过他的描述，地球已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意志的生命体，在远古浩渺的时间尽头，经历了绝望中诞生的痛苦过程，以巨大而神奇的力量终于形成今日的地貌……地球的诞生与孟中天的精神再生就这般融为一体，他仿佛身当那个神秘而伟大的时刻，化作了滚烫的岩浆抚摸那隆起、凹陷的地表，化作了炽热的硅铝物质以弧状波形态进行塑性流动，感同身受着不同趋向的力造成的挤压、断裂……飞扬的神思与让人目眩神迷的科学猜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照亮了小说的叙述；而通过小说叙述，我们也不由得感叹人类精神活动的伟岸。
其次，智性写作的小说图景往往抛却日常的生存状态，这似乎根植于这样一种理念：旷世稀有的智慧与人性的本真，只有在绝境中才能被激活、爆发；只有被逼上悬崖了才能作凌空飞翔。由此，在情节安排上他们往往有固定的设置，甚至显得偏执，非得把主人公抛入困境、绝境、极境当中。不妨来看两段创作谈，分别来自麦家与晓航：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１97１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有人解释说，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之人的象征。而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谜底的谜……挑战极限，无异于破译密码……②
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就越是反对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化，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象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③
在智性写作者看来，文学关注的是那些挑战极限的人与事，由此“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
麦家《让蒙面人说话》的主人公陈二湖供职于国家安全机关，是一名功勋卓著的破译人员。当他65岁退休以后，一系列怪异的事件发生了：他开始郁郁寡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一夜之间学会了围棋，“最好的棋手，只要和陈一对上阵，他那点原本高出的优势，很快就会被陈追逼、压倒，然后就是超过，远远超过”；而这种“见棋就长”的棋艺又在一夜间神秘消失；接着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周围的事物在跟他捉迷藏似的”……直到他重新回到破译密码的工作岗位，一切才恢复正常，“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原来，破译是一门尖端的事业，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心灵厮杀与搏斗；破译又是一种阴暗而孤独的科学，充满了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因为常态的人容易为密码表面所蒙蔽，只有逸出常规的思想才能摸到解码的门径，更何况数十年如一日的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陈二湖就好比多年潜藏在大野林莽中的人，根本不适合日常生活了。也就是说，只有在孤绝的生活与心灵状态中智慧之光才能绚丽夺目，只有在精神爆炸的刹那间才能演绎出生命死亡与再生的诗意……
朱苏进《接近于无限透明》中的“我”在压抑得让人窒息的医院中，恰恰得到了心智最大程度的启蒙；小说更着力讴歌李觉身上一任真情而不矫饰不做作的天真。只有当精神被判定为失常、分裂的时候，才能充分呈现、享受生命的自然、透明，而当他恢复正常了，则不得不是委琐、衰朽的。这是通过对精神的挤压来淬炼“接近无线透明”的理想人格。《绝望中诞生》就更典型了，因为孤傲，孟中天无法容身于现实环境而身陷绝境，但正是在穷途末路般的寂寞与孤绝中，生命力与创造力得到了惊人迸发。“绝望”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困境，“诞生”是征服绝望后的满足、陶醉，类似于心理学家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高原体验”。说到朱苏进对极限题材与非常规体验的钟情，这里可以提供一个饶有意味的比较：
他（指少年朱苏进——笔者注）住进了传染病区那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的小环境里，脱离了天真活泼浪漫、充满欢声笑语的少年生活，周围尽是病人老人，加上几个医生护士。病房后面就是太平间，心惊肉跳地看着裹着白布的一具具尸体被推进去，恐惧地窥视着里面到处是破碎的尸体。这种恐惧的心理一直折磨着他……（言聪：《绝望中诞生——访作家朱苏进》）④
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余华：《最初的岁月》）⑤
以上这两位作家在童年时代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们不妨称之为“太平间体验”，但是体验到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领悟、体会，在一个作家日后的创作中会留下深刻的印痕。朱苏进后来对恐惧的控制与克服，并非是通过遗忘，而是将得之于恐惧的非常体验推到极致，由此，反作用力也能被推到极致，他将笔下心爱的人物一次次地置放到绝境中，勘查绝境体验中迸放出的非比寻常的力量。而少年余华却将太平间当作了避暑佳地，在兴许根本不理解生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无意间、不自觉地习得了一种平和安谧的态度。余华同样写过奇崛的小说，但是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他开始了转型，“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⑥；活着“就是忍耐：面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最残酷的”——在此，活着，意味着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而不是选择“喊叫”或“进攻”这种超常的方式）去面对最残酷的生死大痛，这种将非常境遇当作自然常态来安然承受的理解，兴许冥冥之中与他幼年时的“太平间体验”有着神秘的联系吧。
第三，由上所述，智性写作的题材范围与聚焦点往往是单一的，作家在狭小的空间内闪转腾挪，心无旁骛，这造就了智性写作的鲜明风格，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挑战？《风声》中的地下工作者在重重锁链中将情报由“密室”送出，完成这样的故事需要抽丝剥茧般的叙事能力，但麦家挑的就是这样一条狭路，且走得稳稳当当，在他笔下，一个个神秘莫测的“蒙面人”从数字符号的迷宫中款款走出，血肉充盈地站立在我们面前。可以说，作家与他笔下心爱的主人公们共享着那种困境、绝境、极境，他同样选择了逼仄的空间，通过对压抑、阻碍与挑战的克服，来提炼精神掘进的力量。朱苏进说：“一个人必须进入某种程度的非人状态，才能将自己像子弹那样打出去，在创造的空间中飞行。”⑦不管是对小说情节的安排，还是对自身创作状态的把握，他们都希望从孤绝的空间中“像子弹那样”突击出来，由此迸射的力与美，让人迷醉。这是是智性写作的文学抱负。
总结一下，智性写作通过设置极限情境来观察人类的智慧形态与精神潜能，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充分考较着作家的心智与叙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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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进笔下的人物——李觉、南琥珀、孟中天等等，无不具有出类拔萃的智慧。其次，这又是一批孤独者，作家早已坦言“喜欢那种铁蒺藜似的孤独的美”，无怪他笔下的人物以孤独为乐，享受孤独，孟中天一语道破其中的秘密：“对孤独的渴望，乃是精神升华。”孤独成了“精神升华”与智慧迸发的养料，所以“越是出色，便越是寂寞”。这些精英还必须有含蓄于心的隐痛，甚至陶醉于其中，甚至依靠这一隐痛的“发酵”来成就人生的辉煌。这同样根源于朱苏进将隐痛视为“智者的必然属性”的独特认识：“隐痛不是生命力量的萎缩而是凝聚，它直接表现为一个人的内在质量。”⑧在《接近于无限透明》中，“我们”凭借隐痛“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由此，“我们”和“别人”在精神价值与“内在质量”上构成泾渭分明的等级序列，拥有隐痛的“我们”在面对没有隐痛的“别人”时，充溢着巨大的优越性，后者在前者眼中，只是“挂在某个正数后头的一连串的零”、甚至是“人式的猴子、或者猴子式的人”。更为复杂的是，在这拨智者的智慧形态中往往潜藏着恶的因子，他们恃才傲物不顾忌伤害周围人的自尊，才华横溢又性格乖戾，创造力旺盛同时欲望不知餍足……《接近于无限透明》中的李言之每每使出“精致的精神暴力”讹诈他人，《绝望中诞生》中的孟中天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从政生涯都劣迹斑斑。上文讨论过，绝望中迸发智慧的孟中天，与地球有着物我交融般的认同感，但是在“孟氏猜想”中，尽管地球已经被描述为拥有强大意志的生命体，但是驱使其形态形成的原动力来自Ｘ天体，地球形成被Ｘ天体所驱动，正隐喻着超凡脱俗的智慧宿命般地受制于散发着恶之花的原欲。由此，小说末了孟中天突然放弃地学研究而重返权力场，兴许也不是那么难以索解的。这里，朱苏进似乎又在昭示那个我们熟知却往往并不正视的“古老的话题”：智慧与人性的极致通过恶的途径来展示，而人类历史的进步往往来自原欲与恶的因子的释放。
朱苏进在根本上就相信超凡的智慧、人性的美质就是与恶骈体联生难以分解（恰如孟中天自述“我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好人”）：
善与恶，美与丑，你说互为母子，我说共为母子；你说它们是两个东西，我说它们是一个东西；你说：我们都是对的；我说：听人讲真理只有一个哇，你怎敢将它劈为两瓣。⑨
朱苏进创作的“优美”与“危险”也是这般难以“劈为两瓣”——在散文中他告诉读者：“最危险的东西往往最优美，最优美的东西也往往最危险。优美与危险，互相暗藏着对方，如同一柄剑的双刃。”⑩——也就是说，如果出于道德准则的考量而否定他笔下的精英人物，那么那种壁立千仞的孤绝之美也将丧失殆尽。我们只能提出一些疑问以待商榷。比如，朱苏进这样来理解天才、智者、精英与弱者、庸者、碌碌世人之间的关系：
碌碌世人在天才眼里，已经有物种意义上的距离。世人如果还是人也只是个数量，浩瀚人海在天才眼里，近乎山川草木，只是他身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已。
天才对于凡人的关怀不超出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怀，天才对于凡人的爱也不超出对于一只鸟、一片云、一朵蓓蕾的爱。{11}
所以在朱苏进的小说中，没有为“碌碌世人”保留一个视角，相反却习惯性地给予孟中天们道德豁免权：“我承认，我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好人。不过，这个世界是由好人和坏人共同创造的。历史对人的评价，不是依据他好或坏，而是依据他创造了多少。我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我无法使死去的人复活，也无法把贞洁重新还给女人。这些问题我考虑过一千次了，我只有一个选择：在我有生之年，彻底解开地表的奥秘。我想，这比一千个人性命，一千个女性贞洁都更贵重，这就是我的补偿。但我又不是为补偿罪过而工作，那只是个很渺小很美好的感情。我工作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然，叙事学告诉我们：叙事者不等于作者，但是，精英与天才的逻辑在小说中占据着如此强力核心的地位，他们的自辩理直气壮，而周围人（比如“我”、韩小娓）根本无法与其展开平等而有效的对话。其实，小说中对孟中天们的倾力关怀与作家对天才、智者、精英与弱者、庸者、碌碌世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体的。在此，我们且不说智慧只有通过恶之花来展现（“历史对人的评价，不是依据他好或坏”）是不是过于狭隘、绝对，就只针对孟中天的辩解逻辑而言——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那么碌碌世人的生存（“一千个人性命，一千个女性贞洁”）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牺牲、勾销——这其中会引发的危险显而易见（我们看过太多以此为借口而发动的灾难、浩劫），更何况，文学往往是站在这样的一种逻辑的反面，由此构成的文学传统漫长而优秀。在《分享张承志》一文中，朱苏进表达了对他心爱作家的尊敬，不过，他“分享”的只是张承志凛然的“决绝之勇 ”，而无法体会到后者俯首皈依衣衫褴褛的哲合忍耶时的谦卑博大。
当作家将碌碌世人及他们琐碎的欲望删削尽净之后，由此得到的清晰、明快的图像，到底是揭示了历史的“本质”，抑或是对历史草率的简写？当与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相沟通的意愿、实践付诸阙如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评价天才、精英们的历史贡献？其实，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就是从一个超脱于庸众围困而独自觉醒、自认揭穿了历史本质的“狂人”开始的，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天才、精英。对于《狂人日记》的理解众说纷纭，我比较信任这样一种读法：“‘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意味着从身在其中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独自觉醒，然而，这是一种‘尚未经过将自身客体化的觉醒’，处于脱离现实世界的状态，因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无从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因此需要获得再一次觉醒，回到社会中来。狂人的‘我也吃过人’的反省就是这样的第二次觉醒，获得了这样的‘有罪的自觉’，个人的主体位置就降落到现实的境遇中。”{12}由此我们来看《接近于无限透明》中李言之对李觉的评价——李觉在精神病康复之后变成了李言之，这无妨视作一种微弱的自我质疑——就不禁会感到意味深长：
那个李觉，怪人哪异人哪。……一大堆灵感都会叫人拾了去，自己做不出一桩事。他那种人天生就不是做事的人，是编织幻想的人，是个终日拈弄诗意而又不写诗的人。他每一个灵感哪意念哪，在正常人看来都带有了不得的异见，沾上一点就大受启发，别人拿去就能闹出大动静来，偏他自己不行。
天才与精英们，只有从浪漫的骄傲与优越感中自我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才能成为一个对他所身处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文化境遇，真正负有自由责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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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先生这样评价朱苏进《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等作品：“这几部小说不乏宏大的想象和奇妙的片断构思，但是，它们的内涵单薄，人物性格苍白，情节逻辑陈旧，某些重要的生活纹理被草率地忽略了。这种故事仅仅虚拟一些超级智慧在真空中相互较量。”{13}正是在这里，智性写作的后继者麦家表现出优于前辈的出色之处。他的创作有着坚实的物质外壳，王安忆称赞麦家的小说“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但并不因此而损失事物的生动性”{14}，这是中肯的评价。如何让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辑超出世俗期待，同时又不丧失真实感，对于这二者的沟通，晓航同样作出了积极尝试。《师兄的透镜》要演绎的是人类对真理的认知过程，朴一凡说“真理不是用功利而世俗的方式可以到达的”，然而真理的获得必然无法戒绝实际生活的淬炼，朴一凡不断用各种日常事件与事物去启发“我”的科研，那也正是要通过真切的人生体验去筛选出世相掩盖下的有效信息。小说正是在真理?世俗的巨大张力间创造出迷离的诗意。
紧张的悬念与残酷的心智拼争，绝处逢生时出人意表的奇思妙想，缜密、步步为营的逻辑推理……这一切都使得智性写作构筑的小说有着强大的阅读快感。然而麦家长篇《解密》在让人手不释卷的同时，又产生出一种悲悯感，越趋于篇末越让人沉重。天才易折，天才的容金珍被专断的国家意志劫持、征用，后者无情剥夺了前者本该拥有的健康和幸福。但悲悯的来由，似乎不仅于此。希伊斯教授多次写信劝说容金珍“尽可能选择回头”，从情报部门的密码破译中抽身而退，用自己惊人的数学天赋投注于人脑研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希伊斯本人也是一个隐藏了身份的密码制造者，他对容的劝说不免出于功利甚至阴谋的私心。但正如批评家王鸿生先生指出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希伊斯的规劝又何尝不是一种迟到的觉悟，一种对杰出才智的爱惜？”{15}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其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是不正常的，然而残酷而又荒唐的是，你的职业要求必须去破译密码，这是巨大的悖论，仿佛“听死人的心跳声”。人类自己费尽心机地制造出稀奇古怪的密码，再费尽心机地去破译它，说白了，密码的破译，就是人类中的一部分天才将自己的希望和生机维系在另一部分天才的闪失和差错之上，这种强烈的荒唐与悲哀的叠加，就构成了破译者的一生。这实在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容金珍被带进情报部门之前，曾对情同父亲的校长“重重地叹一口气”：“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容对自身未来可能遭遇的厄运有着清醒自觉，但事实证明他对破译极度痴迷（“紫密”就是他主动出击而破译的），“人类众多精英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 ”，与此同时又不可遏抑地身陷其中难以自拔。这也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希伊斯教授早就悟到：捆绑着“国家的秘密和利益”的密码，其本质是“反科学、反文明”的，甚至就是反人性的，而诸如容金珍这样的天才破译者就是陪绑者，他越是才华横溢，越是容易被捆得紧、压得粉碎、直至吞没殆尽。对于容金珍们来说，他们到底成就了辉煌，还是在惊才绝艳的裹挟下，刹那间趋向了生命价值的虚无？这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
《解密》提示我们：智性写作观察的是智慧形态与精神能力，而优秀的智性写作往往更进一步，从人类伦理的角度对上述二者进行考量：人类智慧的极限，同生命的形态与价值构成何种关联？通过对精神潜能的勘测，我们能否发现人类更为本真的精神世界？……这样，一种多维度的质疑、对话、驳难、拆解，就真切地呈现出来。
我们再来看朱苏进。由于战争中的两军对垒、两极对立在和平年代只能以虚拟的形态出现，所以壮丽的英雄主义开始铺演成在官场政坛的争权夺势中个体精神的膨胀和欲望的绝叫，在这一类小说中，生命只能在现实与世俗认可的原则中实现自身（比如对于孟中天来说，“孟氏猜想”只是他被压抑的热情的转移，所以他最后作出再次从政的选择自然不过，“我一直渴望回到那种生活与斗争中去，这渴望从来没有死灭”）。但我以为，朱苏进最出色的小说并不在此列。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论：“这里仿佛有两个朱苏进，一个是军人和政治谋略家的朱苏进，把生命的欲望放到世俗的绝壁上锤打；一个是哲学家朱苏进，把对生命的意义放到了形而上的境界给以参破。”{16}后者是出类拔萃之作，这些小说开始有意跳出军人生活的领域，也就是说，军人的个人经历只是一种角度，由这一角度他要去观察更为本质的人类精神世界。如同洗尽铅华一般，他一步步地剥去人生的种种外在的、形形色色的附着物，最终要淬炼出形上境界中的生命意义以及本真的人性，用朱苏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命“本初的洁净状态，赤裸裸地，一无遮掩地袒露着”{17}。
最具代表意味的是中篇《凝眸》，小说在叙事外形上有着严密的对称结构，一切场所、景物、人物与事件都被工整地一分为二：两座紧挨着的小岛，我方占据着鲨尾屿，敌方占据着鲨头屿；鲨头屿成为我方的侦察对象，鲨尾屿成为敌方的侦察对象；这一天，“我”到了鲨尾屿，而“三十三号”上了鲨头屿（连这两人的长相也如此相似）……小说中的这些对称，既制造着森然的对立，又暗中滋长出对应——每日每夜双方都紧张地对峙着，又通过观察镜相互观察（“我们能从对面瞧见我们”）、猜测、试图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从整部小说来看，“对应”努力尝试挣脱制造着间距、隔阂的“对立”，具体地说，就是挣脱父辈们留下的历史仇恨，挣脱“我”与“三十三号 ”这一代人自幼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长期对峙中产生的相互厮杀的冲动。而最终将小说意蕴推向顶峰的，正是心灵互感的对应，小说最后“我”为敌军战士“三十三号”的死亡降旗志哀，这是人性自身向反人性的战争及其造成的隔膜的抗议。
作为军人，如果没有战争和敌人似乎就丧失了主要价值；同样，传统的军事文学一般也用二元对立的冲突方式来推动情节发展。《凝眸》从“四周充满威胁”的两军对垒中拉开序幕，最终却完成了从对峙到凝眸的跨越与升华。这一升华，不仅仅褪尽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甚至不仅仅是在海峡两岸父辈的仇恨之后闪现出和解的希望之光，更是在更高层次上追求人类的沟通、理解，以及生命形态的圆融和谐。我以为这样的小说可以撑破上文提到的作家对天才与碌碌世人之间关系的画地为牢般的界说。
还可以提到的是，因为人类彼此的“凝眸”这一情景中浓缩着丰富的意味，它自身构成了悠久的文学表现传统。远的不说，就以卞之琳耳熟能详的《断章》为例，这首诗中的“凝眸”意象、情境可以简化为?押人（看）你（看）风景，明月（装饰）你（装饰）人。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你”是主体，风景是被看的客体，同时在楼上人的注目下，“看风景人”成为主体，“你”成了作为客体的风景之一。第二节同然，“你 ”是画中主体，明月作为装饰物是服务于“你”的客体，然而“你”又进入“别人”的梦，做着梦的“别人”是主体，“你”是梦中装饰，变成客体。这里主语／宾语、主体／客体的互换，在艺术形式上构造出不断破除定位视点、自由流动的审美空间；在主题意蕴上更是抒发着万物相对又互为关联的哲理。《断章》写于１930年代中期，越是在风雨如晦的现实中，越是在人们被人为的对峙、隔阂所切割的特殊境遇中，我们就越能倾听到“表现相对相亲、相通相应”{18}的诗。朱苏进的《凝眸》正可归入这一类结构精巧而意境深远的文学中。
我们在评论朱苏进时往往会说，这个作家基本不参与１980年代以来变换流转的各类文学思潮，其实我总觉得，朱苏进的小说弥漫着浓郁的１980年代气质（尽管一些作品创作于１９90年代，但流风余韵一脉相承），那种绝对的精英姿态和洗尽铅华对人性本真的追究，正得自于１980年代的知识气候，兴许在今天的时代氛围中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自1９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朱苏进似乎已鲜有新作问世，这一直让我深以为憾。所以当我在麦家、晓航的创作中重现发现智性写作的风姿时，确实有久别重逢的激动。麦家的《陈华南笔记本》、《解密》、《暗算》、《风声》等纷纷获得好评，晓航的《师兄的透镜》已经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这些都说明智性写作正在深入人心。孤绝中的突击往往是高难度的挑战，所以应者寥寥；因为稀有，更弥足珍贵。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写作鼓掌喝彩，并拭目以待它取得更高的成就。
注释
①参见郜元宝：《“科学”·“本根”·“神思”》，《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②麦家：《风干冻僵的豹子》，《小说选刊》2003年第7期。
③晓航：《以跨越现实的名义》，《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
④言聪：《绝望中诞生——访作家朱苏进》，《出版广角》1996年第1期。作家对这段经历的自述可参见朱苏进：《假如还有一次人生》，《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
⑤余华：《最初的岁月》，《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第6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
⑥余华：《词语的力量》（《活着》韩文版序），《灵魂饭》第224页，南海出版社2002年1月。
⑦朱苏进：《心境若干》，《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⑧朱苏进：《心境若干》，《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⑨朱苏进：《古老的话题》，《小说选刊》1986年第10期。
{10}朱苏进：《最优美的最危险》，《独自散步》第3页。
{11}朱苏进：《天才》，《独自散步》第204页。
{12}参见张新颖：《主体的确立、主体位置的降落和主体内部的分裂：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心灵线索》，《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三联书店2001年12月。
{13}南帆：《优美与危险：朱苏进论》，《钟山》2000年第3期。
{14}《风声》封底的宣传语。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谢有顺：《让一种庄严的人生站立起来：读麦家的〈风声〉》（ｈｔｔｐ?押／／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ｘｉｅｙｏｕｓｈｕｎ）。
{15}参见王鸿生：《从叙事批评到叙事伦理批评——一个个案：寻找麦家〈解密〉的悲哀之源》，《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16}陈思和等：《朱苏进：欲望的升华与世俗的羁绊之间能否超越？》，《谈话的岁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17}朱苏进：《回想》，参见《朱苏进文集·第三只眼》，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
{18}卞之琳：《冼星海纪念附骥小识》，《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0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