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人为本”不仅仅是在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来使用，也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来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范畴的引入，为我们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首先体现在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上，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上。“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上，体现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上。
【关 键 词】“以人为本”/实践/本体论意义
【正 文】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是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而在当前的“以人为本”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主要从价值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谈论“以人为本”。从我们党的事业来讲，“以人为本”是我们要贯彻的发展理念和党的执政理念，所以从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上谈“以人为本”是必须的。但马克思主义讲“以人为本”，不仅仅是在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来使用，也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来使用的，“以人为本”中的“本”首先应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本”，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当然也就不会有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从理论上说明白为什么要“以人为本”，为什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人们处理和解决问题时的态度、方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范畴的引入，为我们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一、实践范畴的引入使“以人为本”具有了本体论意义
哲学上的本体论，主要回答世界的本源问题，是一切哲学流派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避开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抽象地追问世界的本源，它固守旧哲学的思辨传统，幻想达到对世界的绝对完满的解释。实践证明，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对世界的本源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与一切旧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抽象地谈论一般本体论问题，它反对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提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 8。当然，他所要消灭的哲学只是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即思辨哲学，而不是整个哲学或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 67“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 73-74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世界之本的追寻应该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中。“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2] 598，而人们所能看到的或体验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实物。因此，哲学必须抛弃那种宗教神学式的思辨传统，面对人的现实世界。离开人的虚妄和抽象的世界，讨论这种世界之本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实践范畴的引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相比，在哲学形态、对象、性质、功能和方法上都实现了根本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它内在地包含自然本体论的哲学前提，即承认和坚持自然存在、物质存在的优先性，但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归结于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 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 54在他们看来，对于世界物质性的最终确认只有通过生活实践的不断延续才能够完成，因为“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不是从思维和存在抽象对立的意义上去总结自己的新哲学与旧哲学的对立，而是从实践的观点来总结这种对立，用它去解决以往哲学中抽象探讨和争论的问题。因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 56“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 ”[4] 127。
一旦理论视角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人作为世界之本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 57。正因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类世界”，所以哲学就要“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5] 161-162，就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6] 443。当然，我们承认“以人为本”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并不等于说“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这与我们说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也不是实践一样。对于现实世界来说，人及其实践活动是本，没有实践就不会生成人，反之，没有人也就没有实践，因而也就不会生成现实的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社会历史都是如此。当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1] 77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一个最深刻的道理，即人及其实践活动乃是世界之本。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人本思潮并不乏见，费尔巴哈就是一个著名的人本主义者。费尔巴哈重视人，把人和自然视为哲学的最高对象，但是他不理解自然，不理解人，更不理解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他用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眼光来看人，和18世纪旧唯物主义者一样，局限于对自然界的直观而缺乏能动的原则，把人仅仅看成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不理解人的实践和感性活动在自然和人的生成中的本体地位。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 77-78。可见，被费尔巴哈当做出发点的人，仅仅是一种具有抽象的理性和欲望而又为宗教感情所笼罩的人，这种人一被放进历史，他的局限性就立刻暴露出来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7] 240要克服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就必须把能动的原则归之于物质的自然界和人，这在历史领域中体现为人的实践，即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
与费尔巴哈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视野中，“现实的人”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而唯物史观这个科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7] 241。“现实的个人”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可见，马克思“ 现实的个人”的观点与他的实践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这种前提既不是任意想出的，也不是教条，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 73当然，作为历史前提的人也是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马克思说：“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且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8] 545“现实的个人”的生成要受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而这些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本身就是人类实践的结果。马克思说：“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4] 163。“现实的个人”的生成同样也离不开人的实践，正是由于“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才得以展现。
二、“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体现在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上，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上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现实的自然，而不是逻辑思辨意义上的抽象的自然，“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4] 131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完全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4] 92。但是，与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相比，马克思在自然观上实现的哲学变革绝不是为了指出自然界的外在独立性，他要倡导的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化自然观。
由于费尔巴哈离开实践去考察自然界，以至于“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 ”[1] 97，所以他所把握到的自然界仍然是“抽象的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思想物”[4] 179。对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 76。至于“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那个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 77可见，马克思哲学世界观视野中的“自然界”，不是与人的活动彼此分离的自然界，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对此，马克思作出了明确的表述：“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 178这个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本质上即人化的自然界，它是人的实践改造活动的结果。
人化自然观的提出，使得马克思始终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自然。在他看来，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在内的整个世界历史，是在劳动实践中交互产生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 128自然史与人类史是不可分割的，撇开二者的联系，孤立地研究自然史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类历史与自然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指出，“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 93“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 66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对立才真正地被消除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本身，既是一部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同时又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历史。
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意味着人以实际的、感性的对象作为他存在的确证，作为他生命表现的确证，并且，他只能借助实际的、感性的对象来表现自己的生命，证实自己的存在。现实对人来说不仅仅是对象性的纯粹客体、直观的现实，而且是人的对象化着的现实，是人的本质的力量的表现。“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1] 125“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 168人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其实就是人通过自然界而实现的自我确证的活动。“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为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4] 119这样，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成与现实自然界的生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即历史。从历史作为人的产生过程来看，“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 ”[4] 128“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4] 169从历史作为现实的自然界的生成过程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4] 128。这样，人化自然观的提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既克服了脱离人类实践而谈论自然的抽象自然观，又凸现了人对自然的本体地位。
三、“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意义，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上，体现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上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或“历史”不是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抽象的外在实体，而是人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 ‘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 118-119“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 131。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历史发展动力。然而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人。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 71社会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它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社会关系的形成当然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正像社会和社会关系创造人一样，人也创造社会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关系“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9] 145。“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 80。列宁也指出：“我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活动的产物。”[1] 370就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言，人的活动更是历史规律发生作用的关键因素，没有人的参与，也就不会有历史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7] 247而所谓历史规律，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活动的规律，它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3] 634。
既然人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本体地位，那么人的发展的程度势必会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没有个人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得到发展。马克思说，“人本身是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11] 300，“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2] 226。马克思之所以要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在他看来，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失；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共产主义所倡导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共产主义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扬弃私有财产，使劳动者能够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可以看做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占有，个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也就是全面地占有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人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不仅如此，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还是人的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12] 219。由此看来，就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而言，它们并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制约力量，更是一种主体的能动的因素。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力量发展的真正源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个人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机器体系的使用和生产的自动化，使生产越来越不依赖于原先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劳动者日益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而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而“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2] 218。“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2] 225“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2] 222。这样，“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 305-306
以往学术界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常常是把人的发展包含于社会发展之中，以为社会发展了，每个人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把个人的发展消解在集体、社会的发展中，而没有看到人的发展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不能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上来考察人的发展。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对“人”的本体地位的漠视，没有把人的发展提到应有的高度，结果只能是忽视人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3] 179“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13] 180在这里，江泽民强调指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因而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必须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充分协调起来，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也不能只见人而不见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真正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不仅是对“以人为本”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的全面落实，更是对“以人为本”本体论意义的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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