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学通常有以下三种常规划分：（１）过去的事实，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２）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这是历史学家关于研究对象的写作话语。（３）历史哲学，这是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话语之间可能关系的研究。“历史”不仅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及对它的研究过程，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某种写作话语而达成的与 “过去”的某种关系。我们对历史的经验与我们关于它的话语是不可分离的，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这种写作是对历史学家所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的种种阐释。从简单的编年史或史实目录，到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历史阐释的形式多种多样。本文考虑的正是历史写作问题，也就是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话语类型，在我看来，任何独特的历史话语一旦形成，便产生了一个可以当做一种哲学的或思考批评的主题。对于中国近百年历史而言，“五四”就是这样一个最具典范意义的“历史话语。”仔细分辨关于“五四”的历史话语七十六年来的变化，可以发现，“五四”作为一种象征“现代化”的抽象雕塑，被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思想家和文学家甚至不同代人持续不断地进行雕造和阐释，“五四”作为一种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早已积淀于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尤其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甚至个人内心的精神节操的一部分。人的历史记忆是被不断建构和阐释的，而且往往是依照个人或团体利益或社会政治现实去建构的，“五四”的“集体记忆”同样具有某种社会政治性格。在二十世纪末回顾中国近百年以来艰难的文化历程，“五四”当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和聚焦点。
一
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本世纪最大的遗憾恐怕就要算“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中途夭折了。百年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的科学？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民主政治？为什么没能形成资本主义及产业革命？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情势，如果没有那许许多多的政治干扰，如果没有……，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假设来。于是五四启蒙主义象一场辉煌悲壮的百年梦想，牢牢地抓住了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心，他们忍耐着等待着，沉默地思索着，一旦有机会就不顾一切地想一圆这百年长梦。当梦想一次次被残酷的现实粉碎后，他们不是反思梦想本身的价值取向、思维定式、操作方式中的内在缺陷，而是叹息传统的惰性，政治的专制和国民的愚弱。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在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明显流露出一种惊恐失措、心神不定和落魄困顿的心态，最近人文精神成为知识界的时髦话题颇能说明问题［（１）］。这虽然貌似知识界有识之士对商品大潮中道德失范、价值失衡和庸俗文化泛滥的一种隐忧，本质上却是一种“五四”经验，“五四”梦想，“五四”情怀的回顾与再现，也就是说这场讨论仍然是在 “五四”语境中展开的。问题不在于五四精神传统本身的虚妄（我至今仍以为五四精神是本世纪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在于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坦然面对“后五四”时代的来临［（２）］——经济建设中心论终结了意识形态的论争；现实生活的物质需求淡化了空前的政治意识；商品价值颠覆了知识与科学的形而上色彩，科学技术早已不再作为一种精神和境界，而是作为第一生产力与现实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使以“经国之大业”自许的纯文化、纯学术、纯文学黯然失色，“文学政治”不再成为主宰中国的历史主潮，而成为社会边缘文化的一部分；后殖民语境下民族文化、传统意识的追寻消蚀了对西方文化的一味慕崇，中国文化不再作为西方话语中的“他者”而是作为文化自主体而存在。这一切都标志着 “后五四”时代的来临，启蒙主义的式微。在此种情境下，作为一个神话和寓言的“五四”，作为一种境况和经验的“五四”，作为一种传统和精神的“五四”，作为一个民族记忆甚至历史分期的“五四”，才到了可以真正反思的时机。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讲：“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思想境界，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３）］这种“超越”在我看来只有在“后五四”语境中才能得以根本实现。在“后五四”时代仍然沿用种种“五四”话语，继续沿用“五四”的思想操作方式，就很难摆脱中国“堂吉诃德”的悲剧命运。
事实上，许多富有学识的知识者已经开始确实地反省自己所秉守的这份价值关怀本身。最近，在“世纪之交的现代文学研究笔谈”中，陈思和先生的一段内心独白颇能代表“五四”研究者内心的困顿。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过去一直所遵从的“五四”神圣传统产生了怀疑。“这不仅仅是这一传统自身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虚妄性，而且从实践的观点看，正是这种依持了激情而不是理性来参与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行为，导致了后来足以引以为教训的历史。”陈思和坦承他内心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是必须依持新文学传统作为抗衡各种现实势力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明明知道这一传统在现实环境里越来越显出自身的虚妄与局限。”心存了这样的矛盾来做现代文学研究，他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避内心感受到的真实，仅把现代文学当作过去的文本去研究与鉴赏；二是把“五四”传统缩小到个人守护的一种节操。陈思和选择了后者，这仍然是“五四”语境中无奈而又令人可敬的选择。问题在于当内心感受与学术思路产生根本龃龉，特别是当这种学术成果与现实需求之间产生逻辑上的逆差的时候，怎样面对和平衡研究工作的尴尬境地呢？又如何提出一个完整的历史分析方式，既避免偏颇，又对文化的未来进程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图景？因为，历史从来就是一门批判的科学，它的职责不只是记录和阐述，而且还是，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时，要估价什么可算作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和成果。没有这种批判观点，就没有历史。这也是衡量一个历史学家是否成熟的起码标准。陈思和先生的自白道出了众多学者共同感到的内心真实，看来，我们正面临一个历史观上的分界线，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将决定我们整个历史研究的未来命运，不管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每个历史研究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完成这一嬗变，这恐怕是建立中国现代学术品格的唯一选择。
一位思想史家曾经指出：“一切都得从‘五四’讲起。中国现代史好些基本问题都得追溯到‘五四’，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尤其如此”，［（４）］四十年代走红的张爱玲也在后来的文章中说过，“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大背景，不了解“五四”，就不了解现代中国［（５）］。研究“五四”，在我看来，决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时期来对待。研究和阐释文化变革，犹如研究一个时间的分水岭，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来看待，而也应该作为一种现象，一种象征，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进行形而上的文化分析。“五四”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五四”进行一次全面地探讨，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把握大转折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探讨近百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衰败与复兴，都无法绕开这个分水岭。从“五四”的整体研究出发，我准备采取“五四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并非想为本来够热闹的学术殿堂，再增加一门界限模糊、纵横曼衍、卮言之辩的学科，把“五四”膨胀为一头庞然怪兽，甚至成为历史神话迷思，使之根本无从把握。而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考虑，基于一种观念的变革，一种研究方法的更新。从“后五四”时代的语境出发，我的问题是：“五四”作为一种精神神话是怎样诞生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五四传统又是怎样左右了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和行为模式，我们对五四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全面地梳理对“五四”种种观念和话语的演变过程，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够解决的。这里只想针对历史研究长期袭用的“三分法”和“双半说”进行一点辨证分析，逐步确定“五四学”内涵。
所谓“三分法”，是指中国近百年历史研究中近代、现代和当代史的划分。以此类推文学史的研究也遵照这一“三分法”而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这种划分完全是按政治斗争史的标准，基本上忽略了文学史的内在逻辑发展，忽略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变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内在生命力，忽略了传统本身的衰败与创生过程。作为对这种学术惯性的反拨，学术界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出发点即是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考虑。但“常识告诉我们，‘整体性 ’只能是为了研究上方便所提出来的概念，并没有任何一个思想程式可以完全包摄它。”“所谓历史整体性（必须包括所有的时空）和历史客观性（即假定所有具体事件都可以得到验证）是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的。”［（６）］从时间上对近百年历史进行统摄打通，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半，问题在于必须找到一个贯穿始终的历史参照系，一个完整的历史分析方式，否则任何打通的努力只能是形式上的整体，内在逻辑上仍然是条快分割的碎片。我们讲近百年文学是走向世界化和现代化过程的转型期，讲二十世纪文学所面对的种种外在的（政治与文化）冲突和内在的（新与旧）的冲突，讲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悲凉色彩浓厚的启蒙主义精神，都必须回到“五四 ”。中国现代化的序幕甚至可以说是从第一篇白话小说，第一本白话诗集开始的，一群文学青年和大学教授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持人，这种特定的“文学情绪”几乎奠定了中国近百年文化启蒙运动的基调。——激情大于理性，浪漫多于现实，梦想超越实践，这种五四精神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几乎整个世纪，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仍然可以寻到它的踪迹。因此我们说二十世纪中国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五四”的历史，当然不是指其单纯的政治属性，而是指其广义的思想文化启蒙意义。亦即问题的实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什么一个文学上的变革，而初始仅仅是一个语言的变革，竟然激起整个文化的反省与批判，继而掀起一场整个社会的改造和重建运动？社会学的理论表明，任何变革虽然首先在文化界产生，但只有当它在社会结构内得到肯定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文化界的思想启蒙要得以发挥作用，必须把这种变革的观念植根于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之中，最终又体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整个社会才得以进步。这个过程决非一个政治事件（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就可以一蹴而就。按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历史可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个层次。长时段是一种结构，指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起长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思想传统、社会结构、文化模式和精神心态等。局势、情状、思潮属于历史的中时段，是历史的周期和节奏。最后，历史的一系列事件属于短时段，指各种突发性的事变。在这三个层次中，研究长时段即各种结构最有意义，因为长时段包括深远的和结构性的变化，而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标志。将这种历史研究的层次分解法用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政治事件如戊戌变法、五四学生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等，还是战争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都是短暂的时段，而其中贯穿始终的则是长时段的人的思想结构、文化心态、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缓慢而又一以贯之，既有内在的逻辑，又有统一的目标指向，而这正是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真正的对象。中国近百年历史无疑是文化传统和文明模式变迁结构的逻辑展开。“五四学”概念的提出，着眼于历史变迁的整体结构的转换，根本的目的在于打破近代与现当代的人为之分，厘清五四运动的广狭义之分。在“五四学”的范畴里，“五四”，不再是五四学生运动（短时段），不再是新文化运动（中时段），而是指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掀起的旨在变革传统文化，寻求现代化道路，争取民族独立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结构变革运动，是一场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着深远的历史回声的百年启蒙运动。在这里，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五四”是指一种历史的代码，以此为中心，中国百年史可分为前 “五四”阶段，“五四”阶段和后“五四”阶段，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文化支点，“五四”统摄了整个历史变革的漫长行程。“五四学”概念在学术意义上也将改变历史学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相互隔膜，使得百年史研究在一种新的综合视野中产生“史学重写”的强烈愿望。
二
建国以后，尤其是在１９５４年后，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学术界一般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予以界定，这就从理论上将阶级斗争视为贯穿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近百年中国丰富多变的历史被描绘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前赴后继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过程，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普通民众心理心态等方面的逐步变化却完全忽视，以至于到八十年代中期庞朴先生还不无遗憾地指出：
多年来，我们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的工作做得太少了。我们还没有文章和典籍从“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角度来阐明自己的近代历史。作为被侵略、被损害、被凌辱者，我们难免义愤填膺，把中国近代史直观地描绘为斗争史、反抗史；而难得站得更高一点，从太空俯瞰蕞尔小球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至少从人类历史长河来估量这刹那的瞬息。如果一旦试着如此做去，那时我们便将摄像镜头推向文化的变迁，有如我们今天用“文化”去界分遥远的龙山时期，大汶口时期那样；因为历史留下的积极成果，正在于文化方面的贡献，而那些喧嚣一时的政治风云，很快便从记忆中漾去，沉淀下来的只是文化类型而已［（７）］。遗憾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产生的这种理论自觉，并未得到健康自由深入广泛的讨论，“重写历史”还只尴尬地停留在“美好愿望”的阶段。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简称“双半说”）理论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国内历史情势的影响，明显带有战时文化政策强烈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是从当时异常尖锐、激烈的国际国内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从宏观政治的视角考察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不容许也不适宜对中国近现代史作深入的反省和文化上的梳理，而作为指导近半个世纪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纲领性理论，其局限性也将随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框架的质疑与讨论证明了这一点。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用什么样的概念、理论、话语对近代史进行概括，比如有人认为：“资本主义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发展线索。”或有人认为“近代中国更为深刻的还是因文化结构逐步展开的文化冲突”等等观点，而关键在于我们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任何历史研究都是暂时的，有待修正而非盖棺论定的。只有这种把历史的阐释看成是暂时的理论自觉，才能使我们与永恒的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保持连续不断的联系，才能使我们永远充溢着对历史重写的激情，一旦忽视了这种自觉，便很容易巧托真理而以偏概全，使历史研究僵化不前。
在承认这种历史的开放意识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历史的整体意识，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看到，具体历史的全部记载是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确实想使选择的历史细节获得任何意义，能够作为整个历史长河中浓缩的瞬间，历史的整体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整体意识强调的正是一种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这是我提出“五四学”概念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五四学”着眼的正是其“作为整个历史长河中浓缩瞬间”的特征。近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诸多命题如传统与现代，秩序与变革，保守与激进，民主与自由，以及新与旧、体与用之间的冲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最集中，规模最大，矛盾最激化的呈现。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五四”的诸多命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反复出现，而且总是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完满解决的方案。这些问题之被提出，常常是由于本身的缺陷和内部的矛盾。因此，在思想史上反复出现的不仅仅是思想的主要问题，而且还有谋求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方法。如，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五四时代自我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为什么渐渐漫灭在集体和民族的总体之中？为什么各种政治力量都以科学、进步为标榜，而民主、自由的实现却遥遥无期？为什么整个社会越来越激进化，革新和革命不仅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且成为目的本身？为什么竟至于为了革命的物质成果而不惜牺牲革命的精神成果？为什么扫除专制暴政的思想文化批判换来的是新形式的改头换面的专制主义？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否从救亡图存等外在情势转向五四启蒙思想本身的结构、方式、路线等内在逻辑上寻找答案呢？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等在某一时期内，只能完全由内在联系去理解，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思想的内在必然性和事物的逻辑去理解。
余英时先生在治思想史过程中曾提出这样一条思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是有生命力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行不通的。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余英时特别强调思想史的内在发展，又称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而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８）］。余英时的思路有着深刻的西方学术背景，与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观的变化不无关系。当代西方史学界在经历了种种价值观的动摇和怀疑之后，对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如：“挑战与回应”说等）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这一看法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在柯尔（Paul A.Cohen）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９）］中。值得注意的是柯尔提出的新概念“剧情主线”（story line）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概念极其相似，其特征是强调历史的内在逻辑和个性发展，谋求中国近百年史本身的中心线索。显然，单纯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近百年史的中心线索并不能概括其要旨，这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人对外在政治情势的一种反应，是历史的外缘、表象和显层次，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自身社会演化的内在动力和变革愿望，忽略了文化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大趋势中所经受的文化结构的离析、分化和重构。如果我们并不把视野局限在１９４９年以前，而是扩展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不仅仅从中国自身的境遇来理解，而是在“二战”和“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来理解，那么，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一以贯之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内在冲突，当然这种文化冲突是建立在以战争为手段、殖民化为目的的政治冲突和经济冲突基础之上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的分化、调整和变迁。
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和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我们从文化冲突的角度仍然可以厘清历史发展的鲜明阶段性。大致说来，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相互区别又彼此衔接的三大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抗战结束，是中国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内战到文革结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七十年代末到未来若干时期，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时期。从文化冲突角度看，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权力话语是反封建。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反帝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这个时期明确的政治目标，但作为文化目标，反帝国主义文化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才被明确提出来，而此前在文化理想上，西化倾向或以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作为一个既定标准，无论在什么派别的思想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和文化心态。向西方学习，作为长达百年的理论自觉只有到了建国后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时期才最终被彻底抛弃。纵观前两个文化运动时期，其中两个突出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性质、走向和内涵，这就是：
（一）文化上的移民化与政治上的反殖民化的内在冲突。
（二）从“抗战”到“冷战”的战时文化特质。
在我看来，这两个特征是理解中国近百年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最基本的参照系。文化上的移民化，即“文化中国”（封建传统的、封闭自足的、僵化没落的中国）向现代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世界）的迁移。政治上的反殖民化，即面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和殖民及其一系列强行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行为所做出的本能的抗拒、排斥和斗争。这两种心态的内在冲突首先决定了中国文化进程的内在矛盾，中国近百年史上种种失衡与无序、矛盾与争论，以至于难以形成有着统一的内在逻辑的现代化运动与此关系极大。其次，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时文化特质又从另一方面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首先从属于战备需要，难以形成从容平和、脚踏实地的文化营造氛围。文艺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思想上的专制划一而非多元共存；文化上的保守封闭而非开放自信都与此有关。不明确这一点，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对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诸问题，得出合乎历史必然性的正确理解。
从１９７８年至今，中国文化的进程虽然也部分地伴有反资本主义文化的性质，但总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冷战”结束后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共存，虽然资本主义文化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无孔不入的扩展和渗透力量，但“西方中心”的一元论正在消失，一种摆脱了狭隘的政治主义和民族主义，站在人类普遍的立场思考未来的学术立场正在形成。摆脱以西方近代为基准的思考模式，把中国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多元化因素的一种特例，谋求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过程及其特性，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伴随着商业大潮卷入国际市场经济格局的中国文化，面临本世纪又一次巨大的分化、更新和重构。“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冲突再次成为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这是真正的“后五四”语境中的“五四反思”，受到挑战的是五四以来根源于西方知识传统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论者指出，五四追求的个人解放和科学主义世界观合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譬如：文学革命存在一种坚信一切“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的唯革命主义，由此形成了传统与反传统的两极对立架构，早期文学论争中“文言／白话”、“传统文学／现代文学”、“死文学／活文学”、“旧文学／新文学”之类普遍通行的思考架构与语汇，即生于此，环绕着这种架构，言辩万端，逐渐成为教条主义，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堡垒。问题更在于这种反传统的传统所导致的中央集权，仍然没能将中国摆脱困境，对于现代化事业来说，许多非传统的东西构成了比传统本身更为严重的障碍。
这是一种颇具威胁性的文化反思，它直接针对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思维模式，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史的框架和概念（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近百年文学”）似乎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贡献。八十年代以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贡献的评估经历了从“启蒙的文学”到“文学的启蒙”。［（１０）］的变化。前者是用思想革命启蒙论代替政治革命反映论的产物，后者是由文学的外缘转向文学本体的尝试，但二者都没有离开文学的社会文化启蒙的性格，以之概括五四新文学还差强人意，但扩展到二十世纪文学似乎有失偏颇。至少把三十、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先锋派文学冠之以“启蒙”就难以服众。显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学研究的参照系问题。在我看来，文学史的重写必须首先把参照系从政治革命、思想启蒙等外在因素转向人类五种基本关系上来，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是文学所面对的和表现的最基本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也不例外。这是一种永恒的参照系，既不受政治风云的左右，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它探讨的是人的存在问题。以此为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限于篇幅我只能点到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风貌还有赖于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大胆创新，对此我充满信心。
（１）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评述请参见拙作：《寻求价值目标与历史进程的契合》一文，载《东方》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２）目前学术界流行许多“后”字概念，且遭到许多人的讥讽，我以为，就中国的文化现实而言，“后”字概念是学术界逃避政治敏感点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作为一种学术策略，未尝不可行。本文亦难逃此例。
（３）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版。
（４）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５０页，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
（５）张爱玲：《忆胡适之》。
（６）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收入《中国诗学》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
（７）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８）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９）［美］柯尔《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７月版。
（１０）这两个概念来自于陈思和先生，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