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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孔子行政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讲求德政仁治、重视伦常、提倡和谐、追求安定是其总体特征，行政伦理本质独具宗法性、行政道德修养注重“实践”性、行政人格具有双重性、行政伦理规范突出“情感”性等是其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初步奠定了儒家行政伦理文化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孔子；行政伦理；德政仁治；为政者
　　人类历史上“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椰。恩格斯在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三大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也不例外，它产生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在继承和发展前人行政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
　　一、行政伦理本质独具宗法性
　　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继承了西周政治制度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宗法伦理。它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以孝悌为根本，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
　　在季康子问政于孔子的对话中，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日：“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季康子问：要使人民尊敬我，效忠于我，又能相互勉励而乐于为善，我该怎么办?孔子说：你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对待民众，人民就会尊敬你。你孝敬父母，又提倡民众孝敬父母，并且你慈爱儿子，又爱民如子，他们就会效忠于你。你选拔任用善良优秀的人，又教育能力差的人，则人民就会相互勉励而乐于向善了。可见，孔子把“孝”作为忠于国家的前提，这样就把维护统治秩序和家庭秩序统一到维护宗法秩序的轨道上来了。《礼记·丧礼》曾载：“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祭义》曾载：“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礼记·曲礼》也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可见，仁是合同的，礼是别异的，用仁爱团结内部，用礼节区别嫡庶、长幼、尊卑。这是孔子提倡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意识形态化的表现。
　　孔子的仁爱思想遵循“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原则，仁爱首先是爱“亲”。“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只有亲近自己的亲人，才是可尊崇而靠得住的人；“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也只有爱“亲”，仁爱才能在民众中推广开来。可见，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中“仁”的功能性目标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强调尊卑必分、长幼有序，防止“犯上作乱”，使人人安分守己，从而达到社会和谐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的宗法性还表现在，《礼记·坊记》中曾托名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君主、一个权力中心，这在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上就赋予了君权天授的观念。孔子本人也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合天下之“义”。孔子关于平民与小人的论述，如“小人学道则易使”、“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在继承原有的宗法等级观念基础之上表现出对平民的蔑视，同时也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方法披上合法的伦理外衣。此外，孔子还主张延续“贵贱不懑”的等级制度，反对庶人议政，轻视生产劳动，过分强调尽孝、守孝和祭祀等。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针对孔子伦理思想的宗法性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它，在当时被部分人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曾言：“儒家‘孝弟’二字为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亚于洪水猛兽。”此批判虽值得商榷，但也道出了其宗法性本质的影响之深。

　　二、行政道德修养注重实践性
　　孔子在行政道德修养上强调为政者“志于学、志于道”，把“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其处世准则，处处约之于“礼”，时刻不忘“克己复礼”，视弘“道”和天下归“仁”为己任。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坚信“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把追崇的“仁”和弘扬的“道”努力躬行，致力付诸“实践”(指为政者个人行政道德修养方面的践履、笃行)。
　　孔子特别注重为政者的个人修养、主观践履，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政治国，出仕的宗旨是为了弘“道”、践“仁”和行“义”。孔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毅”(《泰伯》)；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微子》)；“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他强调对行政伦理和道德的认识应努力在为政治国的过程中自觉地躬行，认为只说不做、言行脱节、知而不行者是道德虚伪，毫无实际的道德价值可言。
　　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L2(《里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他还提出“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躬行主张，把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和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使命紧密结合起来。
　　孔子虽把学与思作为重要的修养方法，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但他更强调学不是将人引向智者的思辨，而是要求“君子学而志其道”(《子路》)，即通过学习把握“道”，修身养性以行其“道”，去推行济世抱负：“仁以为己任。”(《泰伯》)就连培养弟子的落脚点也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书读得再多，若派不上为政的用场，这样的学习是无用的。孔子提倡“躬行君子”，反对夸夸其谈、阿谀奉承，认为这种人没有仁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子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孔子选拔人才的原则也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要求“士志于道”、“志于仁”(《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可见其反对消极避世，提倡积极用世，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执著态度去推行自己的济世主张。并进而提出了“杀身成仁”(《卫灵公》)的豪言壮语，既体现了为实现道德原则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又把“成仁”落实到了政治实践上。在践行社会规范——“礼”上，他也要求为政者日日“克己复礼”，处处约之于“礼”，努力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礼”的轨道，使自己成为“立于礼”、“知礼”、“事礼”、“崇礼”的君子典范。